一、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目标值

2014年底颁布的JNC 8指南将≥60岁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控制目标从原来的140 mmHg放宽至150 mmHg。但2014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上的INVEST研究，重新分析了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的数据，将年龄大于60岁且收缩压均≥150 mmHg的 8345例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分为收缩压降至<140 mmHg、140~150 mmHg、>150 mmHg三组，结果显示，收缩压<140mmHg组的全因死亡及复合心血管事件的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其他2组，同时不良事件无增加。

为此，AHA/ACC/ASH共同发表了一份科学声明，将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的目标血压定义在<140/90mmHg，其中也包括ACS及心衰患者。而近年来多国公布的最新版高血压指南中，也倾向于目标血压<140/90mmHg，包括2014年公布的日本高血压指南、2015公布的台湾指南和加拿大指南。

二、强化降压获益

2015年AHA年会上公布了引发广泛震惊的SPRINT研究。之所以震惊是因为，这项研究与之前降压目标相似的ACCORD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而ACCORD研究曾颠覆目标血压的概念，认为血压不能越低越好。

这两项研究设定的目标血压相同，均为一组强化降压至收缩压<120 mmHg，另一组常规降压至<140 mmHg，但两项试验却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ACCORD研究结局提示，强化降压组比常规降压组的一级复合心血管事件终点减少12%，但全因死亡有增加的趋势，总体来讲强化降压并无明显获益；SPRINT研究则显示，强化降压组较标准降压组的一级复合心血管终点事件减少25%，全因死亡率降低30%；虽然低血钾、血钠等不良反应增加，但整体获益较大。

这两项研究虽然目标血压相同，但对受试者入选标准有所区别：SPRINT研究入选患者没有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比例也较低；而ACCORD研究入选的患者则为糖尿病患者，且25%以上有脑卒中，冠心病的比例也较高。因此，两项试验的最大差别在于，基线时血管病变程度不同。上述结果提示，高血压患者需要早期治疗、持续治疗，在血管病变程度较轻时强化降压治疗，才能有更明显的获益。

三、诊室外血压测量

目前，虽然诊室血压测量仍然是高血压诊断的"金标准"，但这种方法却具有无法识别白大衣高血压，还可能遗漏隐匿性高血压的局限性。

2015年，在ESH年会上，上海高血压研究所公布了我国自己的研究：诊室血压联合动态血压监测可以大大提高高血压诊断的准确性。而队列分析也发现，清晨血压增高可能升高脑卒中及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就提出了，家庭血压测量及动态血压监测这些诊室外血压测量方法应作为高血压诊断的补充。

英国NICE高血压指南指出，如果诊室血压≥140/90mmHg，需进一步进行动态血压监测确认。2014年日本高血压指南强调，诊室外血压测量可作为高血压的诊断依据，诊室外血压尤其适用于白大衣高血压和隐匿性高血压，当诊室血压和诊室外血压不一致时，应优先考虑诊室外血压。2015年，我国也推出了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用于高血压诊断治疗的中国专家共识。

四、β受体阻滞剂的地位

以往的RCTs研究显示β受体阻滞剂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增加新发糖尿病风险。第二，增高中心动脉压。第三，增加脑卒中风险。因此英国NICE指南第一次将β受体阻滞剂从一线降压药降为四线后，紧接着，美国JNC 8指南和2014年日本指南同样对β受体阻滞剂做了同样的降级处理。

然而，我们也看到，以往的RCTs均是以阿替洛尔作为β受体阻滞剂的代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非阿替洛尔的大型RCT研究。而其他β受体阻滞剂和安慰剂相比可显著降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在≥60岁的高血压患者中，与其他降压药物相比，阿替洛尔有增加脑卒中的风险，而非阿替洛尔的β受体阻滞剂与其他降压药物相比则没有差异。且在≤60岁的高血压患者中，阿替洛尔和非阿替洛尔β受体阻滞剂的这种差异消失。因此，2015年台湾高血压指南仍然保留了β受体阻滞剂的一线治疗位置并首次将β受体阻滞剂做了区分，提出心率偏快（≥80次/分）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β受体阻滞剂。

五、难治性高血压治疗困惑

2014年ACC年会公布了SYMPLICITYⅢ试验结果。以假手术作为对照，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RDN）用于难治性高血压并未得到有效的结果，这使人们对手术治疗难治性高血压产生了质疑。

至于药物治疗难治性高血压方面，则有ESC年会上公布的PATHWAY-2试验。该试验是一项试图证明钠水潴留可能是难治性高血压的主要原因的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已用降压药物的基础上，将患者随机分入螺内酯组、比索洛尔或多沙唑嗪组。结果显示螺内酯组的降压效果最好。该方案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